在20世纪，大量的细菌、病毒以及寄生虫等微生物被用生物学方法杀灭，这诱发了人类祖先未曾经历的过敏、癌症、心脏病、肥胖症等多种非传染性慢性疾病，同时不断引发“无先例”新发病毒的出现。针对近年来的慢性疾病和传染性疾病的频繁发生，本文从生态社会学的角度反思人类社会与微生物之间的关系。 微生物与人类共存于生态系统中保罗·G.法尔科夫斯在《生命的引擎：微生物如何创造宜居地球》中指出，19世纪人类借助显微镜或基因测序仪，初次观察到了地球上最古老的能够自我复制的微生物，之后又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才把微生物纳入地球生命进化的理解体系中。微生物创造氧气，而氧气经生物产生后永久改变了地球上的生命进化过程，可以说微生物是地球生命的引擎。罗德尼·迪塔特在《微生物改变命运：人类超级有机体的健康革命》中指出，在微生物的50亿年历程中，人类只不过是在它的帮助和支撑下所诞生及发展的诸多物种之一，且只有万年的历史。人作为一个多种类超级有机体，由成千上万种微生物和大约万亿个细胞组成，而细胞的90%是微生物，超过人体自身哺乳动物细胞的十倍。其中我们人类日常生活中所惧怕的病毒，占人类基因片段中的8%。不同组的微生物寄居于人体肠道、口腔、皮肤、泌尿生殖道、眼睛等多部位，各尽其责，构建了数量繁多、种类复杂的人体微生物生态系统。微生物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不仅影响消化，而且操纵人的行为、思想、情绪、认知等。另外，携带病原微生物会引发人类的非传染性慢性疾病或传染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哮喘、过敏、肥胖症、癌症、糖尿病、心脏病等各种疾病已成为摧毁人体、造成经济损失的重要原因，这些非传染性慢性疾病的致死人数（占死亡率的68%）是传染性疾病的三倍。然而，传染病虽不是时常暴发，但对人类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战争和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威胁。在人类的进化历史中，无处不在的病毒时常通过人体的皮肤、口腔、泌尿系统进入人体。人类在漫长的进程中构建的不断进化、不断识别、不断迭代的复杂紧密的强大的免疫系统能够抵抗病毒的袭击，清除大部分病毒，但有时病原体的病毒会摧毁人类的免疫系统进入到人体的正常细胞当中，要求这个细胞复制它的DNA和RNA，从而给人体健康造成致命的危害并进行传播。例如，黑死病、天花、埃博拉、大流感等传染病的致死率远远超出了战争中的死亡率，对社会、经济、政治均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文明史本身就是一部与病毒不断斗争与博弈的历史。虽然近代分子生态学和计算机分析推动了人类的病毒研究，但人类对疾病的暴发仍无法预测，而且疫苗的研发速度往往赶不上病毒的基因变异速度，病毒引发的传染性疾病的危害时常超出现代医学的治疗能力。综合来看，微生物使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存在成为可能，人类只是诸多生命中的一种超级有机体，自然生态系统中的要素之一。人类、环境与微生物互相作用人类不仅是哺乳动物，而且是与诸多微生物相伴的具有生物学上的多样性的超级有机体。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体自身微生物的多样性，而且改变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生态环境，为各种流行疾病以及新发与再发传染病提供了温床。其一，在20世纪，人类依靠现代生物医学的发展有效控制了危害人类生命和健康的传染病、寄生虫、营养缺乏性疾病。但人类以彻底消灭细菌、病毒为目的的滥用抗生素、过度清洁消毒行为在杀死病原体微生物的同时，也消灭了病菌周围友善的细菌，改变了人体的微生物基因和组合。其二，人类工业发展排放大量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二氮等形成温室效应，同地球气温自然上升规律相叠加，促使地球温暖化现象加速。地球气温上升很可能影响了降水和生物生长的条件而改变着生物的分布，致使温带携带病毒的昆虫或啮齿动物的活动空间扩大。同时，气温上升使北极、喜马拉雅山脉等的永久冻土融化，人类将面临同永久冻土中病毒的共处局面，继而形成新发病毒性疾病的蔓延。其三，人类超过60%的已发传染病和70%的新发传染病来源于动物。近代以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人口的迅速增长，人类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张。人类不仅利用先进工具加大了对野生动物的捕捉力度，而且侵占野生动物的栖息之地用以饲养家畜、发展生态旅游，导致野生动物与人类活动空间的交叠。从而加大了人类接触携带多种类病毒的昆虫、飞禽、啮齿动物的机会，为原本只寄宿于动物的病原体提供了“搬家”到人体的机会。例如，埃博拉、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尼帕病毒、裂谷热、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艾滋病、西尼罗河病毒、寨卡病毒等都是通过动物传染给人类的。其四，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引发大流行疾病。人类破坏环境、污染环境、掠夺资源、引进外来物种等行为导致生物多样性的减少，改变了动植物的种群结构，破坏了人类健康与生态系统完整的相互依存关系。生态系统完整性的丧失，为特定宿主、媒介和病原体的生存及其传播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其五，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少量的人能够养活更多的人成为可能，大量的农村人口走向城市。城市范围的扩张，意味着人类侵占了作为病毒储存库的野生动物栖息地，增加了原本寄宿在动物身上的病毒传染给人类的机会。同时，城市的扩张为病毒性传染病从区域社会范围扩散到城市提供了可能。另外，现代通信和运输科技的发展，压缩了病毒传染的时间空间。各个国家和城市之间流动人口的增多，使传染性疾病在短时间内迅速传染成为可能。构建人类社会与微生物的共存关系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人体拥有了一套自洽的生态系统。因种族、地域、生活方式等因素，不同人群会有不同的微生物群系。因此，我们需要了解微生物群的多样性，保持微生物群系的多样性，并保护和修复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为此，我们不仅要认知人类本身，养成健康的饮食和卫生习惯，进行户外运动接触多样化的微生物群，而且还要加强同自身微生物群以及自然生态共存的意识。从生态社会学的角度看，应把作为地球生命引擎的微生物纳入社会系统中审视。人类作为微生物的创造物或人类微生物的载体，扮演着社会系统中的主体和一个微生物种群以及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种群的三重角色。生态社会学把人、社会、环境等纳入一个整体进行跨学科的系统研究时，首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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